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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:留学生落户 人气:0 时间:2023-01-15 来源:网络
(当回国买不起房找不到对象专业不吃香……留学的“诱惑”还大吗?)
美国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显示,在过去的一年中,美国大学留学生的新生入学人数下降了72%。
其中,中国留学生数量下降最为明显。
除与美国实施的相关限制政策有关外,疫情暴发后,一些本意赴美留学的中国年轻人也纷纷转变了方向,选择去其他国家,或是国内就业。
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感到,自己的留学背景似乎并不如以前那么好用了,还要面临不断上涨的学费、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疫情、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等无奈的现实——
“出国留学好几年,回国后发现房价大涨。”
“出国留学好几年,回国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。”
“出国留学好几年,回国后发现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吃香。”
这让不少人心里产生了疑惑,出国留学到底还“香”吗?
“名校生又咋样?”
过去一年对陈小可来说充满了挫折:手握一张世界名校的学位证,找工作却频频碰壁。尽管她已经将预期降得很低,不奢望高薪工作,但意想不到的是,就连合适的工作也如此难找。
2020年初,陈小可还在悉尼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。疫情暴发后,她辗转回国,先是在老家避过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直至盛夏,随后前往上海实习。去年10月,悉尼大学给她寄送了学位证,满打满算下来,自己在澳洲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年。
再看看陈小可的简历,可以说非常出色:国内985本科、悉尼大学硕士、曾在头部券商实习。在上海找工作的一年里,陈小可试遍了所有的渠道:考公务员,应聘大学行政岗、国企以及外企管培生,或熟人介绍,将她的简历发给在企业做高管的老乡,得到的回复却是,条件非常不错,但是专业不对口。
最令她心里难受的是在一次与同龄人的交流中,对方毫不避讳地直言,“名校生又能咋样,还不是要回国‘内卷’。”
马文婧是一名70后,目前在上海一家德资企业工作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全国兴起国际经济、国际贸易专业热,她以高分被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录取。毕业后,马文婧工作了几年,又决定到美国读个商科硕士,此时是2002年。
“我们那代人出去单纯就是为了求学,更多是为开拓眼界。”马文婧说,当时留学最大的痛点是申请不到奖学金、签证不给过。为了给家里省点钱,很多留学生还会拼尽全力申请助教职位。
2005年,马文婧回国就业,她首选上海,当时月工资开到了一万多元。“作为70后,我并不觉得自己很幸运,也没有觉得哪个年代的人特别不幸,每个时代生人都有各自的机会和痛点”,“但如果你是在房价涨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出去,回来后房价已经处在高点,这样沉没成本就有点大了”。
最近两年,在为公司招聘新人时,马文婧发现,有不少留学生都投递了基础岗位,同样竞争该岗位的还有专升本、本科学历的毕业生。她直言,如果自己那时碰到这种就业形势,“实在是太难想象了”。
竞争加剧
上世纪80年代末,赵凤济曾是国家教委(现教育部)派出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,站在特有的年代立场上,他对记者表示,目前留学生不吃香的原因之一是出国门槛大大降低,学生们的能力和水平层次不齐。
马文婧也表示,指望出国留学“镀层金”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
00后留学生刘悠楼,眼下正专注于教育创业项目。她发现,留学生找工作的话,做市场、销售类别的工作门槛很低,而在技术型人才上则更需要专业对口、学术能力很强的学生。
国内某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招聘官DingDing(化名)告诉记者,从2020年开始,自己收到的求职简历“画风”就出现了大转变。“以前投简历的学生多是澳洲、加拿大回来的。而一线学校,如英国牛津、剑桥,美国藤校这种不太多,这一类毕业生更愿意去金融、投行这样的地方”。
而现在,DingDing能收到很多一线学校学子的求职简历。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份简历是,男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,应聘其公司分析师岗位。DingDing表示,分析师在咨询公司属于最基础的工作。
DingDing分析,疫情暴发后,很多留学生通过在线授课的方式取得了学位,这也让证书贬值了。虽说上网课也可以学到真才实学,但学生无法真正地经历挫折和成长,而招聘官看重的,正是其留学生活背后折射出的经历。
再者,DingDing明显感觉到,国内名校毕业生水平完全不亚于留学生。她的公司在北京、上海、香港都开设了办公点,留学生和国内学生的比例基本达到1:1,在薪资上,两者水平都是一样的。
与此同时,一些房地产中介、保险公司开始将招聘门槛提高。上海中宏保险公司销售主管汪梦向记者展示了团队成员的学历背景:清一色的国内985和欧美名校。
汪梦表示,保险行业并不看重专业背景,更看重应聘者的个人能力,而高薪水也吸引海归人士纷纷入行。
有次她跟同行聚餐,对方毕业于国外一流大学,手机响了,她主动展示给大家看,是月工资到账信息:5万余元。这也让汪梦更加确信,自己从银行跳槽到保险业是正确的抉择。
某保险从业者提供的月工资收入单,该公司目前正以高薪、高价值感为由头大力招募海归。(已隐藏个人信息)
转战欧洲
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(CSET)于今年2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,在对华留学生的收紧政策之下,每年1.9万名中国留学生中,大约有3000到5000名会终止学业。美国驻华使领馆于今年5月4日恢复正常签证申请,但从5月到6月中旬,已有500多份签证申请被拒绝。
李翔毕业于哈工大,在获得语言学学位后,他期待到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攻读游戏开发专业硕士,尽管他就读的专业并不是美国人眼中的“敏感学科”,但因母校背景,他的签证申请很快就被使馆打了回来,未来的不确定性让赴美留学的学生感到恐慌。
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商科专业本科生刘悠楼发现,从去年底开始,很多打算到美国留学的人都转道来了欧洲,大家把疫情和求学当成两码事。欧洲,尤其是英国的名校对留学生依旧散发着吸引力。
在决定自己人生方向上,属于00后的刘悠楼拥有绝对的自主权,她高中就读于武汉一所知名重点高中,刚上高一,刘悠楼就积极参与实践活动,几场商赛(商业模拟挑战赛)下来,她确立了本科就要出国读商科的目标,向家长表达心意后,她得到了充分的支持。
刘悠楼说自己就没过过几天正常的高中生活,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,留学前后的琐事都是自己打理的,从择校、申请到买机票,父母除了出钱,没有过问细节,他们完全信任刘悠楼的能力。多年来,双方都已经习惯了这种亲子关系,“甚至已经到英国待了半年,我妈都不知道我在哪个学校念书”。
“我特别偏科,语文英语可以考很高,但是数学经常不及格。如果在国内高中努力拼三年,或许最终只能上一个普通的985,而且精力都花在题海战术上了。”刘悠楼认为这种投入产出比并不划算。
“但如果留学,在可以上很好的学校的同时,我还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,有更多的时间去开拓眼界。”刘悠楼说。而她口中“想做的事”事实上在高中时就已经有所涉猎,即帮助高中生进行教育背景提升(类似于留学申请中介)。
去年7月,刘悠楼申请休学,回国创业,一纸文凭在她眼里没多大分量。她的微信名是YOLO,即“youonlyliveonce”(人生只有一次)。刘悠楼认为,在年轻时能接触到的环境,比文凭带给她的东西要多得多。
1995年出生的陈卓出国目的则更“纯粹”一些,他看重人生的眼界和宽度,个人发展也不是高薪和一线城市不可,正因为这种松弛的心态,他选择在26岁时出国读博。
陈卓本科和硕士都在国内双一流大学就读,他是工科生。2019年底,读研二的他申请出国读博,并于今年7月初抵达巴黎。之所以选择在法国读书,是因为在他申请的学校中,法国导师回复的邮件最热情。
这种友好、热情想必也是教育体制的差异所导致。相对而言,法国博士的竞争力不会很大。陈卓表示,自己也着实感受了法国科研圈的“佛系”氛围,每天吃过下午饭后就有保安来实验室“撵”人,这在国内科研圈是无法想象的。
陈卓全然没有毕业后留在法国的想法,法国应届生起薪大概在每月3000欧到4000欧的样子,而巴黎一套20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就达到了950欧,只够应付生活。
陈卓还发现,法国买房可以零首付,只要申请者有正式的工作,银行很愿意放贷。“如果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,也许留在巴黎是不错的选择”,只是大部分留学生都没有这种打算。
“现在国内发展已经很快了,不一定需要海归,但绝对需要螺丝钉,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螺丝钉的心态,不会觉得读了博士学位就能怎样。”陈卓说。
陈卓宿舍窗户正对巴黎14区的大学城。他的住所处在该市著名景点半径距离5公里范围内。他说自己喜欢这种轻松、简单的环境。
身不由己
“一般只有家长才会考虑留学回报率的问题,学生倒是不怎么想。”周宇在事业单位工作,年近50。几年前,普通家庭收入的她咬紧牙关将儿子小张送出国读书了。小张今年刚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毕业,在经历了残酷的校招后,终于在今年夏天入职华为。
周宇在西南小城生活了一辈子,她曾有机会到北京上大学,但因父亲阻挠,最终只能在家门口一所大学读了中文。这是她一生的遗憾。
自然而然,周宇对教育的期待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。小张从来没有叛逆过,也很孝顺,奈何再怎么努力,学习成绩只能跻身中流,最终只考上了省城三本大学的英语专业。
深知专业“鸡肋”,小张入学不到一年,一家人就产生了紧张感。“如果再不有所行动,那他将来想进普通事业单位都成问题。”不得已之下,他们看上了本科学校的出国项目,两年在本校读,两年在国外读,两边都能拿上学位,是留学中的高性价比之选。
周宇的丈夫在当地的银行系统工作,曾因炒股亏了几十万。戏剧性的是,小张大二那年,又靠长期持有的白马股躺赢了一笔。如果不是股市的这笔热钱,送小张出去就得卖一套房子了。
留学前,周宇跟小张说得很明白:“送你出国一趟,以后给你出首付和彩礼的钱就没了。”
“我从来没有把送他出去的钱和投资成本挂钩,也对能不能收回成本的论调有些鄙夷。”周宇说。
而全球疫情暴发中断了小张继续读研的计划,他果断回国。“挺好的,(出国)长了很多见识,感觉身边的人都挺优秀的。”在接受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采访时,小张正在东莞参加华为的入职培训,摆在他面前的是更激烈的成人社会竞争。
“看看以前本科的同学们,大部分就业情况都不好。”思及此,小张觉得,无论当初花了多少钱,这一趟值了,不然就是无路可走。
对于“身不由己”,陈小可也深有体会,她的本科同学,很多都是抱着“转专业到临床”的想法,只有这样,才可以扭转人生的路径去当医生,若不成,只能到社区卫生所、卫健委等单位就业,“不是说这样的单位不好,而是说就业选择面实在太窄了”。
陈小可说,公共卫生专业从学制、培养方案上来说和医学生没什么不同,很多同学入学后没有做好思想准备,轮到解剖试验时就磨磨唧唧不敢上台。因为无法转专业,很多同学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,这才是实打实的“身不由己”。
和他们相比,陈小可身上的“对抗性”并不强烈。
“我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,只是觉得有学上,然后毕业后有工作就可以了。”陈小可自称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人,对人生的追求也是。她从小是“被迫型学霸”,得有人逼着才行,当年高考是人生的高光时刻。
专业也是随便选的——公共卫生。她还记得那个高考完的盛夏,她和父母坐在桌前,桌子上摊开着择校指导书,他们先按照分数锁定了能上哪些较好的大学,又在那些大学里挑挑拣拣,最后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这也和大多数高考生的择校逻辑一样:大学的排名优于专业。
“当时我爸说没关系,进去了还能再转专业。没成想,我们那届刚好碰上改革,转不了了。”上了学后,眼看着转专业无望,陈小可索性过了两年快乐日子,不是跟舍友出去逛街就是去旅游,直到大三的某一天才突然回过神来,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大半了,而她对未来依旧迷茫。
“既然不知道想干什么,那就出国镀个金吧。”陈小可对这个专业说不上喜欢,但也不讨厌,为了图省事儿,就继续申请同专业的硕士,至于为什么没有去英美高校,原因还是为了省事,澳洲的语言要求并不高。
“澳洲本来就处于留学鄙视链底端,说白了,大家都是来拿学位的”。“当地也很欢迎我们这种国际生,既可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指标,又可以扩充当地财政。”据陈小可观察,其实周围人,包括自己,对于留学这件事想得很明白。
刘悠楼想起一位学妹,当初为了上曼切斯特大学,在专业上做了妥协,最终去到“东亚文化”专业。这个专业非常鸡肋,班上也只有她一张东方面孔。因为涉及很多生僻单词,书念得非常痛苦,也不好就业。一开始是抱着提升自己的想法,但回国后,她发现自己的路越走越窄。
刘悠楼说,错误的决定会让自己在多年后追悔莫及,但年轻的留学生们并不知道将为这个决定付出多少代价。
不过,在DingDing看来,专业或许影响并没有那么大,在求职的时候可以去试着寻找更加开放的行业,比如咨询行业,其实并不看重专业,他们更愿意接收个人能力突出的学子,学生也应该多磨练自己的经历,在简历上多几笔项。
庆幸
“大家可喜欢看那种留学花了160万,回来月工资4500的故事了。”1995年出生陈杰森说,而他一般会与说这种话的人划清界限。他本科在一所三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就读,后来又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了信息科学的硕士。
这份留学经历让他离开浙江老家在上海落了户。陈杰森觉得目前的生活“还挺舒服的”,之所以这么顺利,也是因为目标明确,选择对了专业,在日后为自己省去太多时间成本。
2019年夏天,华为专门在匹兹堡办了招聘会。陈杰森记得,当时会场人挤人,和国内招聘会没两样,还能看到不少印度裔面孔。他的面试体验不是很好。“感觉面试官好像就是先刷一遍你的简历,然后再根据你学校排名给你划一个薪资的档次,仅此而已”。
受第一印象驱使,陈杰森与华为擦肩而过。之后又在国内猎头的推荐下拿到上海某“大厂”的,这份工作对标华为,年薪30多万。
想想当时的本科同学,陈杰森就会产生一种无比庆幸的情绪——他们的工作实在是太普通了,“有在老家的移动公司上班的,也有考公务员的,单位的级别都不是很高”。看着他们,陈杰森会想,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去美国念书,自己又会身在何处?
从法国读博回来的陈卓时常想起父母劝他的话,出去玩几年挺好的,我们也不需要你养老。陈卓有时会想,自己之所以在26岁还敢选择出国留学,这种安全感也许是来自父母的兜底。与那些毕业后还要还助学贷款的国外同学相比,中国孩子真是太幸福了。
“毕竟,大多数中国父母又出留学的钱又给买房的,全世界哪里还有这么好的父母呢。”陈卓感慨道。
应采访对象要求,马文婧、陈杰森、陈小可、周宇、小张、刘悠楼为化名。
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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